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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学

“成都大学”作为一个大学品牌,不仅响亮亲切,而且内涵丰富。

20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跌宕,变化万千。今天,中国人民不仅早已站起来了,而且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着富裕文明的目标迈进。回首往事,特别是回首20世纪四川、成都的革命和建设历程,我们便能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成都大学”的出现或消失与我们国家民族命运的盛衰几乎完全同步,每当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较好的时候,“成都大学”出现,反之,“成都大学”就会消失。因此,“成都大学”这一校名不仅浓缩了20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沉浮起落,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了中国西部(特别是四川、成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盛衰荣辱的风向标。

1925年6月,“国立成都大学”开始筹办,1926年为北京临时执政府正式批准。这是川内最早以“大学”命名的高等学校,校址设在市区中心皇城。张澜是首任“成都大学”校长。1928年在成都南较场原四川高等学堂旧址设“成都大学”理学院及理预科。1929年下半年,“成都大学”由皇城全部迁至南较场新校址,分文、理、法三院及预科、理预科。张澜主持成大,思想开明,主张学术自由,国内不少著名学者及一些外籍学者应聘任教。1931年时局变化,“国立成都大学”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以及“公立四川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

为什么1925年“成都大学”得以出现呢?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四川的思想、学术、文化享有较多的民主自由的空气,胡适先生正是在给川人吴虞先生所撰之《吴虞文录》写的前言中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其次,在20世纪20年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中国有一个留学生归国任职任教的高潮。据对《中国现代史词典》的粗略统计,20年代归国留学生之多,不亚于这之前或之后的任何一个10年(截止新中国成立)。这为当时举办大学,发展高等教育在师资上创造了一定条件。第二,自1924年国民党“一大”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后,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拉开了序幕,广东革命政权声威远播,积极壮大实力准备北伐,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掀起了群众性的革命高潮。这使各地军阀的气焰有所收敛,加上军阀之间也要文武较量,不敢过份地失去人心,这就有利于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教育文化因之有一个较宽松的环境。第四,20年代中期大学教师待遇较高,国立、公立、私立学校的举办所受限制少。第五,从1922年至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包括教育)侵略的群众运动。1924年4月,以陶行知为总干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还作出了《回收教育权》的决议,要求政府:凡外人办学均视为侵略者,应勒令停办;外人办学,一律注册;政府于相当时间内接收外人学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也在同年10月开会决议,教育实行与宗教分离,取缔外人在中国办理教育事业。一时间,许多教会学校学生蜂起罢课或退学,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人自己举办的教育事业。“国立成都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至1931年,中国的教育事业环境有了很大改变。首先,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自1927-1930年的短暂发展后,1931年使开始走向衰退。主要原因是南京国民政府主要代表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留给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空间本来就很狭小,而小资产阶级每况愈下,广大工人、农民、城市贫民依然水深火热。其次,蒋介石自中原大战取胜之后,建立了独裁统治,全方位推行(包括在对高校的管理中)法西斯统治。大学从举办到生存、运作所需要的自由、民主空气越来越少,约束、压制越来越多。第三,蒋介石当时因忙于“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以及镇压在国民党统治区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而无暇顾及其他。第四、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罪恶的“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进入了历时十五年的艰难的、代价巨大的抗日战争。

由于上述原因,“成都大学”在1931年以并入“四川大学”而消失。这次并入,从川大的发展历程来看,是一次教育资源的整合,壮大了四川大学,固有其积极意义;但实际上,它又是国民党政权加强对大学的控制与约束的产物。我们从“二一六惨案”便可见一斑。1928年,在成都各校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和反劣币斗争中,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杨廷铨,武装接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职务,严厉镇压学生运动。在激烈的斗争中,杨又于2月14日被学生失手打死。2月16日拂晓,反动当局以此为借口,出动军警分别包围成都大学、成都师大、法政专门学校、省立一师、省一中和私立志诚法政专门学校,逮捕了成都师大附中教导主任袁诗尧(中共川西特委宣传部长)等100多名进步师生,并于当日午后4时将袁诗尧、周尚明、钱芳祥等14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在下莲池枪杀。正是因为当时成都高校数量多,有利于中共活动,才促使了1931国民党政府实行三校合并,以利于他们实行控制。

以上便是“成都大学”的“一起一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十分重视。1961年,“成都大学”再次命名兴办。其背景有:经历了“反右”、“大跃进”、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及“三年自然灾害”的震荡,党内出现了对“左”倾错误和急躁冒进的反思和纠正,毛泽东同志也对“左”的东西有所反剩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团、充实、提高”的方针,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恢复国民经济奠定了基矗这次会议围绕这个“八字”方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制订和颁发了我国第一个工业管理试行条例《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也叫“工业七十条”。它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企业管理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指导原则。同时,继1960年全国文教工作群英会对3000多个先进单位和2700多名先进工作者进行表彰(其中教育工作者占65.4%)后,1961年7月3日至15日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调整工作会议。其间邓小平在北京顺义县深入城镇乡村调研,这是有名的“猫论”的孕育期。总之,1961年“成都大学”再次出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局部的拨乱反正时期,国家对工业化的高度重视也与兴办这样一个包容了理工科的综合大学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工业调整与教育发展,对于改变当时由于高指标、瞎指挥造成的管理混乱,对于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1964、1965年我国工业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成都大学”的再次应运而生。

20世纪7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高等教育的摧残愈演愈烈,1971年,在“停课闹革命”的口号声中,“成都大学”再次消失。这一年,正是共和国历史上寒风凛冽的一年。主要标志有:一、“四人帮”在4月至7月长达100多天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兴风作浪,搞出了一个包含了“两个基本估计”的《会议纪委》,这“两个基本估计”是:1、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2、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中共中央8月13日批转了这个《纪要》,受其影响,这“两个估计”成为知识分子头上沉重的精神和锁,严重挫伤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极大地破坏了教育事业。直到1979年党中央“拨乱反正”期间撤销了这个《纪要》,共和国教育事业及广大教师的精神枷锁才得以解除。二、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气焰达到顶峰,他们利用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计划地迫害了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炮制出《571工程纪要》妄图抢班夺权。“9?13”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最高政治舞台的巨大震荡,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实践上的双重破产。3、“文革”期间经济混乱、政治动荡,科教文化遭蔑视,知识分子被批判,整个教育文化界成为这嘲革命”的重灾区,一些综合性大学被迫停办,“成都大学”再次消失了。

以上便是“成都大学”的“二起二落”。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人民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1978年,成都大学再次诞生在中国西部的时候,正是一个伟大时代揭开序幕,一条适合中国国情、顺应世界潮流、深合党心军心民心的改革开放道路刚刚向前延伸的关键年度。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不仅彻底纠正了“文革”的错误,而且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理论体系。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高校师生,谁不感谢1978年前后那些留名青史的人和事:恢复高考;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郭沫若欢呼“科学的春天回来了”;“哥德巴赫猜想”与陈景润,“张杨不等式”与张广厚、杨乐;由《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在当时的成都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强力推动下,一所综合性的地方大学一一成都大学第三次诞生。校址临时设于成都市黉门街(以后又迁址花圃路、荷花池、十陵风景区。在2002年迁至十陵之前,学校虽然每迁一次都有所发展,但终究场地较为狭小,影响了她的发展壮大。)当时的成大,以本科为主,兼办专科。1983年为了接受世界银行的贷款,学校开始只办专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成大依然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但毕竟后来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省市